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导读】今日（12月16日），发改委党组在《求是》发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文，明确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其中特别提出将“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以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从国家政策层面再次确认，扩大内需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上升的背景下，关乎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之举。
本文立足国际博弈态势与国内发展实际，对这一命题作出深入回应。作者指出，扩大内需的首要任务是在初次分配中借鉴“华为模式”与“福特生产方式”的核心精神，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同步，让劳动者共享发展红利；其次，应通过再分配改革充分释放“福利国家”的潜在红利，以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优化增值税配套公共支出等方式，破解居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结构性难题；面对特朗普可能升级的金融战，文章进一步提出以金砖国家债券基金体系替代美元价值储藏功能，为构建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摆脱 “美元陷阱” 提供了创新性思路。
当前，中美经贸博弈进入深水区，全球供应链与货币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本文既回应了“如何扩大内需”的现实关切，也着眼于“如何应对金融博弈”的长远布局，为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统筹发展与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应对特朗普关税战与
金融战的三件大事
自从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所谓“对等关税”的美国经济“解放日”以来，我国政府、学界和民间形成了广泛共识：最好的应对方案是扩大内需。习近平主席2025年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和特朗普的会谈使得中美贸易冲突暂时有所缓解，但我们必须有应对特朗普贸易战和金融战的中长期方略。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双循环”是在2020年5月23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他说：“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我国政府就提出了扩大内需。201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人的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依然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国（69.5%）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84.9%）低20个百分点以上。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增速，也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
有鉴于此，为了应对特朗普关税战，扩大内需，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切实采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这件大事可以从推广“华为模式”入手。1990年，华为首次提出员工持股的概念，当时职工参股的价格为每股10元，华为税后利润的15%作为股权分红。2001年，华为推出“虚拟受限股”改革，此类“虚拟股票”享有一定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权，但不能转让和出售，员工离职时即失效。这和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的“职工内部资本账户”概念有一些共同点。2008年，华为进一步给所有工龄一年以上的职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员工没有足够现金购买股票，华为以公司名义向银行提供担保，让职工可以贷款购买股票。2013年，华为又实施了“时间单位计划”（Time-Based Unit Plan，TUP），这是一项以5年为一个周期的对中外职工都适用的利润分享计划。华为这一制度安排，属于初次分配，但显然不能用笼统的“靠市场”来解释。正如《哈佛商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华为选择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理念所致。实际上，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任正非本人至今只占华为总股份的1.4%）是在初次分配上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
在初次分配上兼顾效率与公平，使得劳动者能够分享企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增长，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当然，我所说的推广“华为模式”，并不是说所有企业都必须采用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而是要借鉴其精神，即十二五规划（2010年）中初次提出的“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其实，“福特生产方式”的发明者亨利·福特在1914年就把福特公司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天5美元，这是当时行业平均工资的两倍，他说这样才能让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买得起他们生产的T型车。“后福特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次工业分水岭》进一步论述了通用汽车公司和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挂钩的合约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在“非凯恩斯国家”的美国实行了“凯恩斯式收入政策”。
令人欣慰和兴奋的是，202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这进一步为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指明了前进方向。
除此之外，应对特朗普关税战，切实扩大内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过再分配去吃“福利国家的免费午餐”。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彼德·林德特根据多国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在1880~2000年的社会转移支付（退休金、失业救济金、医保和住房保障等补贴措施）和该国的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大的负相关性，越是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就越发达。这说明“福利国家”是潜在的“免费午餐”，高达GDP的25%~35%的社会转移支付并没有降低经济增长率，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与这一趋势相反，盛松成等人的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低于居民部门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这反映出我国再分配的调节不够合理，且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致使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
也许正是因为我国建立“福利国家”的进程与成为经济大国的进程不够同步，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和中国证监会原主席郭树清都提出了农民养老金过低问题（平均每月260元）。为此，郭树清建议，统筹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划拨更高比例国有资本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彼德·林德特认为，“福利国家是免费午餐”的谜底在于，累退的消费税（增值税是消费税的一种）和普遍主义的社会公共支出（较少对福利接受者的资格审查）的政治结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征税效率，后者则以社会支出的普遍增加抵消了前者的累退性。增值税之所以是累退的，核心原因在于：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高于高收入者。尽管增值税名义上是“统一的比例税率”（中国以13%为标准档），但由于消费占收入比重随收入上升而下降，导致其实际税负分布呈“倒金字塔”状。因此，累退的增值税需要用普遍化的公共支出来增加合法性。202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增值税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可以成为给累退性增值税注入普遍性社会公共支出的合法性的改革契机。
在初次分配中增加劳动者收入，在再分配中改善劳动者收入，是我们扩大内需应对特朗普关税战需要做的两件大事。但最近的迹象表明，特朗普关税战遇到了挫折，因为很多重要产品的供应链都在美国之外（例如，苹果手机的很多配件在中国生产），特朗普关税战的自伤程度相当大。因此，他正在对包括中国出口在内的一些产品进行关税豁免。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关税战之后是金融战，特朗普很可能对流入美国的资本征税。
关于特朗普关税战和金融战的关系，他新任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在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里已经做了系统的论述。“海湖庄园协议”的关键是关税、美元和对同盟国的“安全保护伞”的“三位一体”，其主旨是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克服“特里芬悖论”。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在2013年接受米兰的哈佛导师马丁·费尔德斯坦的访问时认为，1971年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特里芬悖论”仍然存在，只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在美国巨大贸易逆差下的不可持续性，转化为美国国库券的价值稳定和各国对美顺差（中国首当其冲）所积累的巨额美元之间的不可持续性。特朗普关税战部分受挫，不足以改变他改造布雷顿森林体系，克服“特里芬悖论”的决心，因此他下一步很可能将重点转向金融战。在“海湖庄园协议”的设计中，关税本来就主要是谈判手段，“对等关税”的数值并非关键。但4月2日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后，出现了一个他没有意料到情况，即国债市场的波动导致市场对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的信心下降。
在货币的三种功能——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中，美元的前两种功能比较容易被替代。例如，在巴西与中国的大豆交易中，完全没有必要以美元来记账和支付。但是，由于美国拥有流动性和深度最强的国债市场，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仍难被替代：在次贷危机纵深发展之时，美元竟然发生了大幅度升值。这在巴西和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发生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国家的危机总是伴随着货币贬值。“美国例外”的发生，和各国投资者在高度不确定的危机时期寻求价值储藏的避风港有关，而美国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提供了这种避风港——尽管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并不高。正如康奈尔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美元陷阱》一书中所形象比喻的那样：当前以美元为“价值储藏”的国际货币体系像一座沙丘，各国已经认识到其基础不稳，但仍然不得不继续维护这个体系，以免沙丘的倒塌伤及自身。但这次特朗普关税战后美元的下跌，显示出国际市场对美元价值储藏功能的怀疑在加深。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等人用“原罪”一词，比喻发展中国家本币的长期国债市场不发达，以及无法用本币在国外市场发债的情形。当然，发展中国家克服“原罪”并不容易，甚至连欧盟至今也没能发展出统一的“欧洲债券”（Eurobond）。可喜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把克服这种“原罪”当成了重中之重。2017年，我应新开发银行之邀为金砖国家厦门首脑峰会提供背景报告，其中建议新开发银行借鉴“亚洲债券基金2”（ABF2），以之作为美元价值储藏功能的替代。
“亚洲债券基金2”是在新加坡注册的单位信托（unit trust），并在中国香港股市上市。它由9个分基金构成，8个基金是单个成员基金（包括中国基金、中国香港特区基金、印尼基金、韩国基金、马来西亚基金、菲律宾基金、新加坡基金和泰国基金），第9个基金则是上述8个基金的指数基金，其目的是吸引更多对具体债券产品了解不多的被动投资者。我们可以设想，金砖国家也像“亚洲债券基金2”一样，分别在各成员国建立债券基金，同时再建立成员国债券基金的“指数基金”，这将使金砖国家在克服“原罪”上迈出更大一步，逐步替代美国国债市场的价值储藏功能，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多极化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现在看来，我在2017年提出的这个建议，也正是我们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战和金融战所需要做的第三件大事。在2023年金砖国家扩员后，用“金砖国家债券基金”来逐步替代美元的价值储藏功能更具有现实可行性。